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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历史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现代文学批评试图做一番总结性的思考，重新进行归纳、估价这三十年的文学批评思想，大量批评史著作相继出版。现通过比较几本有代表性的批评史著作，试图突显各自的风貌特征和存在的缺憾；同时由此思考建立新型的批评史写作模式。
　　关键词：文学批评史写作　批评立场　批评角度　新型批评模式
　　
　　白新文化运动以来，有关文学批评的作品愈来愈多，文学批评这一文体也渐趋发展成熟。文学批评，不仅仅是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和批评，在现代文学三十年里，他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可以说，是文学批评引导着主流文坛的走向。历史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现代文学批评试图做一番总结性的思考，重新进行归纳、估价这三十年的义学批评思想，大量批评史著作相继出版。
　　在学界影响较大的有：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礼1993年版)、许道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周海波《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另外，笔者还对照参阅了美国学者夏志清著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以便审视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对现代文学、现代文学批评的评价。
　　这四本书虽然面对的是同一个对象，即是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但他们结论却有很大的反差，主要归因于相异的批评立场和批评角度；这些立场和角度有其优点，亦有其缺憾。鉴于现有批评史写作存有的缺憾，笔者想重构一种新型批评史写作模式。
　　
　　一、不同的批评立场和批评角度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一部文学史，侧重对作家和作品的分析、定位，尤其关注作品的艺术价值在文学史中的意义，和其他三本的写作对象有所区别自不待言。然而其他三本在写作文学批评史时的角度和理念上也有很大的不同。
　　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侧重于对单个批评家理论的深入分析，对当时该批评话语所产生的语境略有介绍。作者明确指出：“批评史不等同于文学史，也不等同于思想史，虽然彼此有关联，批评史应有自己的研究视角，它所关注的是对文学的认知活动与历程，是对文学本质、文学发展、文学创作的不断阐解与探讨。”在该著作中，作者详细论述了十四位批评家，分析他们各自的理论在文学审美特性上的建构及其理论意义。这样以批评家为重点的阐述模式和高扬文学批评的审美特征，在当今的批评史写作中是具有别开一面的创新意义的。这是该书最大的优点，但也造成了它的缺陷，即缺乏对二三十年的文学批评进行整体性、逻辑性的历史梳理。
　　许道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弥补了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一书的不足。该书每一章既有对当时文学批评背景的总体性介绍，又有对单个批评家批评思想的评价，叙述上给人以完整性和逻辑性，有真正的“史”的意识。但该著作在处理批评史和思想史的关系上，有过分倚重思想史之嫌，对文学批评的独立品性关注不够。
　　周海波《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采用的体式和许道明的论著一样，都是先概括每一个时期的整体风貌，然后再举出代表性作家进行详细分析，但二者在构建批评史的思路上有很大的不同。周只是在透过批评文本来建构“文学批评”这一文体是如何酝酿、如何发展，分析文学批评的结构类型和语言形态，将对现代文学批评文体自觉性的研究纳入视野。该书不单是对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文学批评进行思考，当代文学批评的风貌也被纳入其考察的范围。概而言之，该书是在梳理“文学批评”这一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现代文体在中国近一个世纪的流变风貌，这是卜分具有意义的。
　　以上是列四本书整体风貌上的概括，就各书具体而言，他们所选的作家、批评家也各有不同；不仅如此，对同一个作家、评论家做出的评价也有很大的差别。我们现已对鲁迅先生的评价为例，更进一步分析各著者相异的批评角度和批评立场。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鲁迅的总体评价并不高，他对鲁迅的两本小说集《呐喊》《彷徨》都给以很高的评价，而对其杂文，则认为“这些杂文往往有生动不俗的意象或例证，时而有绝妙的语句，也有冷酷狠毒的幽默。但整个来说，这些文章使人有小题大做的感觉”。“作为讽刺民国成立二十年来的坏风恶习来看，鲁迅的杂文非常有娱乐性，但是因为他基本的观点不多——即使是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他十五本杂文给人的总印象是搬弄是非、哕哕嗦嗦。”在论鲁迅那一章的结句是这样说的：“他自己造成的温隋主义使他不够格跻身于世界名讽刺家——从贺拉斯、本·琼森到赫胥黎——之列。这些名家对于老幼贫富一视同仁，对所有的罪恶均予以攻击。鲁迅特别注意显而易见的传统恶习，但却纵容、甚而后来主动地鼓励粗暴和非理性势力的猖獗。大体上说来，鲁迅为其时代所摆布，而不能算是那个时代的导师和讽刺家。”
　　而许道明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中是这样评价鲁迅和他的杂文的：“鲁迅是伟大的创作家，也是一个伟大的批评家，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他还是一个本色的批评家。他的小说满贮着批评的意味，而他的更为著名的杂文，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在现代中国，杂文因为他的原因而成为一种战斗的文体。”同样，周海波《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设有专节对鲁迅的批评思想进行阐释，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根本就没有鲁迅的立足之地，对鲁迅的批评没有给予关注。也许在温儒敏看来，鲁迅根本就算不上是个文学批评家吧。
　　面对鲁迅和他的杂文，以上的学者为何得出的结论是如此的悬殊?不言而喻，这是由于各自的批评立场和批评视角不同所造成的。夏志清和温儒敏两位学者注重文学的审美价值，对社会价值不予重视。而许道明和周海波两位学者则能在把握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和现代思想文化密切关系的基础上，来建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而鲁迅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个领军人物，其文学批评当然更要予以重点的研究。
　　但这不禁让我陷入思考：面对三十年的文学批评所产生的历史语境，即启蒙和救亡一直紧紧地缠绕着中国新文学，中国新文学一直以来都担任着重要的政治任务，有时候甚至以文艺的政治价值来取代文艺的审美价值。面对这一复杂的文学现象和文学历史，我们究竟该站在何种立场、采用何种标准来写文学史和批评史?能不能找到一个客观而公正的立场，站在这个立场上来审视、构建我们过去的文学和批评，并且这个立场能较好地处理中国现代文学自身内部包含的二律背反：审美和政治的矛盾关系?
　　笔者认为，对文学来说，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两者都不可偏废，过分关注文本的艺术价值而置文艺的社会价值于不顾是不可取的；同样，过分关注文本的政治道德意义而忽略文本的审美意义，那就已不是文学，更加不可取。那么，面对上述的批评史著作所存有的缺陷，重新建构一种新型的批评史写作模式是非常有必要的。